妥协！

　　罗斯福沉默了很长一会儿，长到房间里所有人，都怀疑他是不是不打算再说话。

　　窗外，白宫外面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

　　他缓缓点了点头。那一下点得极慢极慢，像是脖子上的每一根骨头都灌满了铅。

　　“去做吧。”

　　他说，声音疲惫而沉重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刀刻在石板上的凹痕，“把预算调过来。”

　　“用最快速度，别让国会那帮人知道。”

　　............

　　而此刻，在太平洋对岸，张伯伦的日子比罗斯福更难过。

　　因为罗斯福手里，好歹还攥着一个家底丰厚的工业帝国，靠着星条旗计划烧掉的几十亿，虽然没能造出火箭，但至少留下了一批实验设施，和一批被逼得快要发疯的科学家。

　　而张伯伦手里剩下的，只有一堆见底的国库账本、一支已经几个月没有足额发饷的海军舰队，以及一个被“太空法案”榨干了每一滴血的经济。

　　他甚至连一枚能把几百公斤载荷，打过英吉利海峡的火箭都没有。

　　不，严格来说，他连自己国家军队配发的制式步枪，都要看美国人脸色。

　　当山港的曲率航线广播传到伦敦时，张伯伦正在唐宁街十号的内阁会议室里，和财政大臣西蒙争吵。

　　争吵的内容还是老一套：

　　钱。

　　皇家航空研究院的风洞扩建工程超支了三倍，剑桥的火箭发动机实验室，已经断供三个月的试验燃料，海军的几艘军舰，因为缺煤在港里趴了半个冬天。

　　张伯伦要求把所有能挤出来的资金，全部投给航天部门，西蒙则用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“帝国财政已经破产”这句话。

　　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秘书推门进来，把广播转写稿放在桌上。

　　张伯伦拿起那张纸扫了一眼，然后停住了。

　　他的动作像被按了暂停键，甚至连呼吸都停了一拍。

　　西蒙也伸手拿过转写稿，看完之后脸色白得吓人。

　　“曲率……超光速……”

　　西蒙喃喃道，手里的稿纸在轻轻抖动，“他们连这个都……”

　　张伯伦没说话。

　　他摘下眼镜，用一块已经揉得发灰的手帕慢慢地擦着镜片，擦了很久很久。

　　然后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用那种已经被绝望打磨得异常平静的语调对西蒙说：

　　“西蒙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不是在和谁竞争，我们是在试图用一根蜡烛追上一颗太阳。”

　　但张伯伦没有放弃。

　　他已经没有办法放弃了。

　　一个人如果已经把整个国家的未来，都押在了一张赌桌上，他除了继续下注，别无选择。

　　他下令皇家航空研究院，立刻成立“曲率理论特别研究组”，抽调全国仅剩的十几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，夜以继日地研究山港公开的那部分理论框架。

　　他自己则通过外交部，给华盛顿发了一封紧急电报，请求美国在曲率引擎研究方面，提供“紧密的技术共享合作”。

　　美国的回复比预想中来得快，但内容却让张伯伦的心彻底凉了半截。

　　因为美国人的回电说得客气而疏远，大意是“美利坚合众国认为，此类涉及全球安全的技术研究应由各国独立开展，暂时不便共享”。

　　张伯伦看完回电之后，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

　　窗外的泰晤士河上雾气浓重，大本钟的尖顶在雾中若隐若现。

　　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座钟楼，脚下站着的土地还在，但四周早就被看不清方向的浓雾吞没了。

　　至于法国，情况早已不能更糟。

　　法兰西银行的金库早就空了，法郎的价值在一个月内缩水了将近一半，巴黎的街头上到处都是排队领救济粥的长队，政府连维持最基本的公共照明都要精打细算。

　　在这样的局面下，什么曲率引擎、什么太空竞赛，对法国政府来说，都成了一种奢侈到近乎残忍的谈资。

　　法国总统勒布伦已经好几天，没有离开过爱丽舍宫，内阁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。

　　但有意思的是，法国的科学家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。

　　他们收到山港的邀请后，反应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要热烈。

　　因为在法国，政府已经无法为他们，提供任何像样的实验室和设备，而山港给出的条件优厚得让人根本无法拒绝。

　　全套的尖端实验设备、不限量的研究经费、和全世界最顶尖科学家共事的机会，以及一句在巴黎大学走廊里被无数人反复传诵的承诺：

　　“你们的才智将不会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里，而是会直接用在人类文明下一步要走的路上。”

　　于是，从巴黎到里昂到斯特拉斯堡，从索邦到巴斯德研究所到综合理工，法国的物理学家、化学家、数学家、工程师和医学生们，开始成批成批地打点行囊。

　　他们的行李箱里塞满了论文抽印本、实验记录和从图书馆里，抢救出来的绝版学术期刊。

　　他们从勒阿弗尔和马赛登上客轮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，绕过整个非洲海岸，向着东方驶去。

　　在海上漂泊的那些日子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甲板上，用炭笔和粉笔重新推导起，那些在山港广播中听到的公式。

　　海风把他们的草稿纸吹得哗啦作响，像一群被海风鼓满的船帆。

　　而在伦敦、柏林、维也纳，同样的场景也在以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心情上演。

　　有人收拾行李时心怀激动，有人默默流泪，有人对故土一步三回头，也有人头也不回地锁上家门。

　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

　　他们都看清了。

　　旧世界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熄灭，而新的光，在东方的那片海岸上亮着。

　　在世界各个角落里，那些暂时还去不了山港的人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场巨变。

　　在纽约下东区的廉价公寓里，一个失业的中学数学老师，把报纸上登的那几行曲率公式剪下来，贴在床头的墙纸上，每天睡前用铅笔在旁边写几个推导步骤，像在做一场永远做不完的梦。

　　在加尔各答的码头茶馆里，几个大学生凑钱买了一份过期两个星期的《泰晤士报》，用一支快干了的钢笔轮流抄写上面关于山港的报道，抄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纸页发毛。

　　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里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用自制的矿石收音机，在深夜里收到了山港的短波广播。

　　而李云龙对这些人间百态并不知情。

　　他依然待在那间地下密室里，除了偶尔出来和李二碰个头、去食堂吃碗面之外，几乎与世隔绝。

　　他像一座活火山的内核，安静、滚烫、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