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面板五十......

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，巴黎的法兰西学院，伊雷娜和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正在经历同样的荒诞。

　　他们刚刚完成了关于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最新一轮实验，数据还没来得及整理成论文，一封来自国防部的急电就送到了实验室门口。

　　急电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与核物理无关的研究，将全部精力，投入到国家太空防御计划中。

　　信中甚至明确列出了“优先研究方向”，包括火箭推进剂化学分析、耐高温陶瓷材料合成、以及高空大气物理探测。

　　弗雷德里克把那封急电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愤怒，又从愤怒变成了绝望。

　　“他们根本不明白。”

　　他把急电揉成一团，狠狠砸进废纸篓里，“他们根本不明白科学是怎么运作的。”

　　“他们以为把一堆科学家关进实验室里，砸进去几百万法郎，就能像变魔术一样变出火箭来。”

　　伊雷娜走到丈夫身边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

　　她的母亲玛丽在几年前刚刚去世，那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女性如果地下有知，看到今天的场景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

　　“他们会后悔的。”

　　伊雷娜轻声说，“十年后，二十年后，当他们发现那些被砍掉的基础研究，本可以带来的突破，而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。”

　　而真正的地狱，正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悄然形成。

　　伦敦东区，白教堂一带。

　　这里是伦敦最贫穷的街区之一，密密麻麻的廉价公寓挤在狭窄的巷道两旁，晾晒的衣物在冷风中像一面面破败的旗帜。

　　在《太空法案》颁布之前，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至少还能勉强维持。

　　码头上能找到搬运的零活，工厂里偶尔会招几个临时工，街角的面包店会把前一天没卖完的面包，以半价出售给附近的穷人。

　　但《太空法案》颁布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　　政府为了筹集航天研发所需的巨额资金，大幅削减了所有社会福利支出。

　　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，被砍掉了将近一半，公共医疗诊所的拨款减少了七成，连为贫困儿童提供的免费牛奶计划都被叫停。

　　理由是“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威胁，必须集中一切资源应对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政府大量收购钢材、铝材、铜材和高精度电子元件用于航天研发，导致民用制造业的原材料价格疯涨。

　　工厂买不起原料，只能减产裁员。

　　商店进不起货，只能关门歇业。

　　码头上的货船越来越少，因为政府对船舶的征用和调配，全部优先服务于“国家太空计划”。

　　整个经济链条一根接一根地断裂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从上游到下游戏，从工厂到商铺，从商铺到家庭。

　　最先感受到这一切的，是那些本来就站在悬崖边上的人。

　　玛丽·卡特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她今年四十七岁，住在白教堂区一条，名叫花衣巷的狭窄巷道里。

　　丈夫在五年前死于肺结核，留下她和三个孩子。

　　最大的女儿艾米莉十六岁，在纺织厂做工，二儿子汤姆十二岁，本应该在学校读书，但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，已经在街角帮人擦皮鞋两年了。

　　最小的女儿贝蒂才七岁，瘦得像一根火柴棍。

　　在《太空法案》颁布之前，玛丽靠给附近的中产阶级家庭洗衣服，勉强维持生计。

　　每周能挣到大约两英镑，加上艾米莉在纺织厂的一英镑工资，一家四口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每天至少还能吃上两顿掺了土豆泥的黑面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