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寒宫!
有些故事,只适合在深夜被轻轻翻开。
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的反应最为激动。
自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,在太空竞赛中率先破产、法郎变成废纸、巴黎证券交易所永久停牌之后,法国科学界,就成了全世界最绝望也最躁动的一群人。
他们的政府已经无力为任何科研项目,提供哪怕最基本的经费支持,大学实验室里的设备在一天天老化,研究人员在一天天流失。
就在昨天,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物理系主任,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信,开出的年薪相当于他在法国薪水的五倍。
他把那封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,每天看着它发呆,不知道自己是该走还是该留。
而现在,李杀神的声明给了他第三个选项,不是美国,而是山港。
《费加罗报》在头版下方,用整版刊登了法国科学界的联名公开信。
信上的签名栏里挤满了法兰西科学院、巴黎高等师范学院、巴黎综合理工学院、法兰西学院等几乎所有,法国顶级学术机构的数十名教授和研究员的名字。
公开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:
“我们愿意去山港。”
没有解释,没有条件,没有讨价还价,只有这一句话。
苏联塔斯社的报道措辞最为谨慎,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,努力保持冷静,但怎么也无法掩盖的深层焦虑。
报道的标题是,“华夏代表呼吁全人类团结应对太空威胁”,正文中用大量篇幅,引用了斯大林此前关于“太空竞赛是帝国主义新阴谋”的讲话,暗示苏联对李云龙的邀请持保留态度。
但细心的读者会在报道的最后一页,发现一条不起眼的简讯:
“苏联科学院已成立专门委员会,研究向山港派遣科技观察员的可行性。”
在这场席卷全球的舆论风暴中,山港邮电局最先感受到了变化。
邮电局大楼是一栋三层楼的灰砖建筑,坐落在山港老城区的中心十字路口,外墙上的青苔和屋顶上锈迹斑斑的铁皮烟囱,都在诉说着它几十年的历史。
在过去一年里,这栋楼里处理的主要业务是军事通信、军工生产的物资调配电报,以及山港各部门之间的事务性公文往来。
国际邮件极少,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几个国家,承认李云龙的合法性,更不用说建立正式的邮政往来。
但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几天内,情况开始以一种邮电局老局长,从未见过的速度急剧变化。
最初是十几封。
从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发来的航空邮件,收件地址写着“华夏山港·李云龙督军收”,或“华夏山港·航天基地总工程师收”,字迹工整而谨慎,像是在写一份外交照会。
然后是上百封。
从欧洲到北美,从最顶尖的科学家,到二流大学的年轻讲师,从退役的海军工程师到民用建筑公司的钢结构专家。
从物理学家到化学家到冶金工程师,到电气工程师到医学博士。
写信来的人来自几十个国家、上百个不同的专业领域,但每一封信都在问着同样的几个问题:
山港还需要人吗?我能做什么?我的家人能一起来吗?
到了第三周,信件的数量已经不能用“封”来计算了。
邮电局不得不临时,征用了隔壁的仓库,来堆放那些从全世界各地涌来的国际邮件,仓库里的信纸堆成了一座座小山,每一座都半人多高。
老局长用颤抖的手,捧着厚厚一摞信件走进李云龙的办公室,把信件放在桌上,用一种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语气说:
“督军,这些……都是人才。”
李云龙随手翻了翻那摞信件。
第一封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,写信人是马克斯·玻恩,他在信中写道:
“我今年五十六岁,在力学领域工作了三十年。”
“不知道我这个年纪,还能不能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做点什么,但如果督军需要,我愿意前往山港。”
第二封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,写信人是一个名字,当时还很陌生的年轻物理学家。
他在信中说自己和几个同事,已经厌倦了为了一场注定追不上的太空竞赛,而在实验室里炸掉一台又一台毫无希望的发动机原型机。
他们想要在一个真正能把理论,变成现实的地方工作。
第三封来自苏联,信纸上用铅笔写着工整,但略显生硬的中文。
写信人是一位在古拉格劳改营里,被关了多年的火箭工程师,他不知道从哪里辗转看到了《泰晤士报》对李杀神新闻发布会的报道。
用一张皱巴巴的包装纸写了这封信,信的最后一行被泪水洇湿过,但字迹依然倔强地清晰着。
李云龙放下信,对老局长说:
“给每一封信回信。告诉他们,来。”
“只要有本事,山港的大门对全人类敞开。”
与此同时,山港航天基地的移民接待处,从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变成了三栋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大楼。大楼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金属牌匾。
上面用中、英、法、俄、德五种文字写着同一句话:
“人类共同未来登记处”。
大楼里的工作人员,每天要接待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者。
有拖着巨大行李箱的年轻夫妇,箱子里塞满了技术书籍和工程图纸。
有戴着厚厚眼镜的中年学者,手里攥着一封用五国语言写成的推荐信,信纸被汗水浸得发软。
有独自一人背着行囊、眼睛里闪烁着不安与渴望的年轻研究生,他们的口袋里装着全部积蓄,不多不少刚好够买一张,从家乡到山港的船票。
甚至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教授,因为等不及邮政系统缓慢的国际邮路,亲自坐了几个星期的轮船和火车辗转来到山港。